诗学 民国 黄节撰
《诗序》曰：“《小雅》尽废，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”夫“诗教”之大，关于国之兴微。而今之论诗者，以为不急，或则沈吟乎斯矣，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，借以为榆扬赠答者有之。诗之衰也，《诗》义之不明也。《诗序》：自《鹿鸣》以至《菁菁者莪》，述文武成康之治。治之以生人之道，所谓义者而已。记曰：诗以理性情。人之情时藉诗以伸其义，义寄于诗，而俗行于国，故义废则国微。奈何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乎！夫《诗三百篇》，学者童而习之。然闻其义而忽其辞，则不能引诸吾身，以称情而出。其失在不学作诗，盖声之感人深也。夫作诗者必尽求之《三百》，则经学所说诗亦已足矣。虽然，诗之义存乎《三百》，而辞则与世而移。顾亭林曰：“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，似则失其所以为我。”又曰：“《三百篇》之不能不降而《楚辞》，《楚辞》之不能不降而汉魏，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，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，势也。然则学诗者只求之《三百》，抑岂能尽其辞者乎？”殆亦亭林所不诈已。是故学诗者于《三百》求其义，于《楚辞》以降求其辞，由是引诸吾身，以称情而出。经学所说诗，求其义者也，兹编之讲习，求其辞于后世，而衷其义于《三百》者也。刘梦得曰：“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莫深乎文。”呜呼！诗教寝微，国故垂绝，愿与邦人诸友，商榷乎斯旨，倘亦有不可废者欤？
○诗学之起源
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于《六艺略》叙诗六家，又别为《诗赋略》，此歌诗与《三百篇》分流之证也。班孟坚曰：“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。”古者民俗歌摇，皆谓之诗。十五《国风》所采是也。《击壤》、《卿云》，亦皆可歌，不尽比于琴瑟。是故古无所谓诗学也。诗学之兴，其始于《颂》乎？欧阳庐陵曰：“古者登歌清庙，大师掌之。是故四始之体，惟《颂》专为郊庙颂述功德而作。其他率因触物比类，宣其性情，恍偬游桁，往往无定，未若《颂》之立为专体也。”诗之有学，此其初期也。《传》曰：“登高能赋，可为大夫。”班孟坚曰：“言感物造耑，材知深美，可与图事也。”降及春秋，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《诗》以论其志。故孔子曰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也。”诗之有学，此其中期也。班孟坚曰：“春秋之后，周道寝微。聘问歌咏，不行于列国。学诗之士，逸在布衣。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孙卿，及楚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，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”是故诗学之兴也，其后期则成于赋乎？姑舍义而言其学，则其流虽分，而其源则合，学诗者可以深观矣。
○汉魏诗学
刘彦和曰：“汉初四言，韦孟首唱。”又曰：“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；而词人遗翰，莫见五言。”然则在汉之初，去《三百篇》未远，作诗者犹重四言。如相如《封禅颂》，傅毅《迪志诗》，可称诵也。此西汉之诗源于《三百》者也。难然，己不复能抗行《三百》矣。诗体至是，盖不能不变。严沧浪曰：“《风》《雅》既亡，一变而为《离骚》，再变而为西汉五言。”五言诗者其源实导于《三百》，而欲变《离骚》复杂之辞者也。观《三百篇》中，若“以介我黍稷”、“以谷我士女”、“彼有不获樨”、“此有不敛挤”、“乃求千斯仓”、“乃求万斯箱”，皆五言连用，特未以为全篇耳。《离骚》文辞复杂，五言句实不一二觐。西汉之初，学者既惮乎《三百篇》之简奥，而又以《离骚》过为繁杂，乃创此体。赵瓯北所谓“天地自然有此一种，至时而开，不能秘”者也。五言之兴也，始于汉武。班孟坚云：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赵之讴，秦楚之风。”其篇目则见于《艺文志》中，而多不传。然自此则五言之诗且以入乐府。（自武帝以前，若叔孙通因秦乐人宗庙乐，唐山夫人造制房中乐，至孝惠时以夏侯宽为乐府令，迄于文景，习常肄旧，无所增改，皆用三四言或长短句。）徐伯鲁云：“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，造为《诗赋略》，论律吕以合八音。”此刘彦和所谓“延年以曼声协律，司马以骚体制歌。《桂华》杂曲，丽而不经，《赤雁》群篇，靡而非典。”盖变乐府为五言，此其时也。乐府既有五言，于是《古诗十九首》及苏李赠答，相继成篇，遂为五言古诗之首。此五言诗所由兴也。七言之兴也，亦始于汉武。《古文苑》云：“武帝作柏梁台，诏群臣二千石，有能为七言诗者，乃得上坐。”自梁王以下，作诗者二十五人。然则汉初能为七言者，盖尚罕也。刘彦和谓七言亦出自《诗》《骚》，孔颖达举“如彼筑室于道谋”，为七言之始，是已。顾亭林谓楚辞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，去其“些”、“只”，即是七言，说亦良是，然末以为全篇也。至《柏梁》则通体皆七言，故后世以为七言之始耳。（古诗歌七言之可诵者，若甯戚《饭牛歌》、高祖《大风歌》、项羽《垓下歌》。然《饭牛》、《大风》雨章，纯乎全篇七言也。《垓下歌》七言矣，然中用兮字，雅近楚辞，亦不得以此为七言诗也。）虽然，武帝柏梁诗体，如今之联句，非一人全篇之作。至后汉张衡作《四愁诗》，而七言之体益著。此七言诗所由兴也。五七言既联翩而起，其后别自为体者，又有八言、六言两体，见之《汉书》。八言则东方朔能之，本传谓有八言七言，上下是也，然今已不传。其在当时，若汉高之《大风歌》，武帝之《瓠子歌》、《秋风辞》，其中咸有八言句。特句中必用“兮”字，又似《离骚》，不得以为八言诗耳。六言诗刘彦和以为杂出《诗》《骚》，观《诗》“谓尔迁于王都”，“日予未有室家”，则六言句已开其端。至若《离骚》去其“兮”字，六言尤多，然亦未尝以为全篇也。任防云：“六言诗始于谷永。”今已不传。《后汉书》《孔融传》云：“融所著诗颂、碑文、六言、策文、表檄，”其曰“六言”，即六言诗也，今已不传。然则六言之诗，在前汉则谷水创之，在后汉则孔融擅焉，而皆不传。盖六言起于五七言之后，且汉人文赋书牍，多用六言，是故以之为文者多，而以之为诗者少，此六言之诗所以不能兴起欤？自五言诗既兴，其在汉初，论者以李陵为大宗。锺嵘《诗品》云：李陵之诗源于楚辞；若班姬，若王粲，若魏文帝，其源皆出于李陵者也。其在曹魏，以曹植、王粲为大宗。锺嵘《诗品》又云：曹植之诗源于《国风》，若陆机，若谢灵运，其源皆出于曹植者也。王粲之诗源于李陵，若潘岳，若张协，若张华，若刘琨、卢谌，其源皆出于王粲者也。（皆见锺嵘《诗品》）。观锺嵘所品，则汉魏间之诗学源流亦可见矣。六言不能兴起于汉，逮及曹魏时，文市亦能此作。观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引魏文帝《答群臣劝进书》，自述所作诗，则通体六言。然则兹体不传于汉，而复起于曹魏时矣。八言、六言而外，又有九言诗。任防《文章原始》谓自魏高贵乡公，然其诗不传。至昭明太子序《文选》云：“少则三字，多则九言，各体互兴，分铲并驱。”然则九言诗自魏至梁，咸有作者。如宋谢庄《白帝辞》，（见《宋书乐志》。）如南齐《雩祭歌辞》，（见《南齐书》《乐志》。）皆全篇九言者。要之，自唐宋以来，为此体者盖殊罕也。《毛诗》孔《疏》曰：“诗句更不见有九字、十字者，由声度阐缓，不协金石也。”总斯而论，诗以五七言源流为大，余则间有为之者，兹不具论已。
○六朝诗学
自五七言既兴，于是诗学源流以此为大。晋卜绰撰《五言诗美文》，梁昭咀主子亦有《五言英华》十九卷，虽皆不传，然亦可见五言诗之蔚起于时也。五言古诗既兴，于是有五言诗之变体。其源则始自六朝，如梁沈约拟“青青河畔草”诗：“漠漠床上尘，中心忆故人。故人不可忆，中夜长叹息。叹息想容仪，不欲长别离。别离稍已久，空床奇杯酒。”则五言两句换韵，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。（“青青河畔草”乃《十九首》中之一。所传蔡邕《饮马长城窟行》起首八句，已开沈约之体，特未以为一篇如沈作耳。）又如柳惮《南曲》：“汀洲采白苹，日落江南春。洞庭有归客，潇湘逢故人。故人何不返？春华复时晚。不道新知乐，且言行路远。”则五言四句换韵，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。（卓文君《白头吟》起首八句已开柳恽之体，特亦未以为一篇如柳作耳。）顾由五言两句换韵，一变而为四句换韵，再变而为八句同韵。如同时范云巫山高诗：“巫山高不极，白日隐光辉。霭霭朝云去，冥冥暮雨归。岩悬兽无迹，林暗鸟疑飞。枕席竟谁荐，相望徒依依。”中四句相对，一如柳恽《南曲》，则已为五律之滥觞矣。又由柳恽《南曲》离而二之，由范云《巫山诗》中而分之，则如梁简文《梁尘诗》：“依帷蒙重翠，带日聚轻红。定为歌声起，非关团扇风。”已为五绝之滥觞矣。是故从柳恽之体者，在梁若纪少瑜，若王枢，在陈若徐穆，皆有之。从范云之体者，同时若邵陵王，在梁若元帝，若何逊，若县均，在陈若顾野王，在北周若庾信，皆有之。由兹而再变，则若庾丹之《秋闺有望诗》：“耿耿横天汉，飘飘出岫云。月斜树倒影，风至水回文。已泣机中妇，复悲堂上君。罗襦晓长襞，翠被夜徒熏。空汲银床井，谁缝金缕裙。所思竟不至，空持清夜分。”已为五言排律之滥觞矣。在梁若吴均，若徐悱，皆有之。由是观之，六朝五言诗，由古诗而创为后世五律、五绝、五言排律之体，其源流可递数者也。七言诗既兴，于是有七言诗之变体，其源流亦始自六朝，如晋谢道韫《咏雪诗》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，撒盐空中差可拟，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则七言三句同韵，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。（张衡《四愁诗》起三句实为兹体之祖。）又如梁萧子显《乌楼曲》：“握中酒杯玛瑙钟，裙边杂佩琥珀龙。欲持奇君心不惜，共指三星今何夕。”则七言两句换韵，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。（项羽《垓下歌》实为兹体之祖。）顾由七言三句同韵，一变而为两句换韵，再变而为四句三同韵。如梁简文《春别诗》：“别观葡萄带实垂，江南岂蔻生连枝。无情无意犹如此，有心有恨徒别离。”则四句三同韵，亦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，（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起四句五七言并用，亦四句二同韵，实为兹体之祖。）然已为七绝之滥觞矣。简文既开兹体，又为《春情曲》：“蝶黄花紫燕相追，杨低柳合路尘飞。已见垂驹挂绿树，诚知淇水沾罗衣。两童夹车间不已，五马城南犹未归。莺啼春欲驶，无为空掩扉。”盖本《春别诗》之体而少变之，已骎骎乎具七律之形矣。至尘信《乌夜啼》：“促柱繁弦非《子夜》，歌声舞态异前溪，御史府中何处宿，洛阳城头那得栖。弹琴蜀郡卓家女，织锦秦川窦氏妻。拒不自惊长落泪，到道啼乌恒夜啼。”则已为七律之滥觞矣。由兹而再变，则为沈君攸之《薄暮动弦歌》：“柳谷向晚沈余日，蕙楼临暝徒斜光。金户半入丛林影，兰径时移落蕊香。丝绳玉壶传绮席，秦筝赵瑟响高堂。舞裙拂履喧珠佩，歌音出扇绕尘梁。云边雪飞弦柱促，留宾但须罗袖长。日暮邀欢恒不倦，处处行乐为时康。”又巳为七言排律之滥觞矣。由是观之，六朝七言诗，由古诗而创为后世七绝、七律、七言排律之体，其源流又可递数者也。是故以六朝之词藻，上承汉魏，而下开唐宋，凡诗之体格，无不备于是时，如上所举，可以觇矣。然以五七言较论，则五言之作，其源流为远。魏晋之间，以阮籍别为一派，与陈思相匹。《诗品》云：“其源出于《小雅》。”司马氐之初，则左思、刘琨、郭璞三分鼎足，莫此为盛。而左之挺拔，源出刘桢；刘之清刚，源出王粲；郭之豪隽，源出潘岳。过江而后，笃生渊明，其源出于应璩，而又协左思风力。要之渊明之诗，卓绝后先，《三百》之遣也。宋代词人，则以谢灵运、鲍照为首。而谢源于陈思，鲍源于二张。（晋张协、张华。）若谢混、谢赡、袁淑、王微、王僧达源于张华。萧齐以谢朓独步一时，其源出于谢混。梁代右文，作者为众，若江淹、何逊，足为两雄；沈约、范云、吴均、柳恽，差堪羽翼。而江则成就于谢朓，沈则宪章乎鲍照，其源尤可溯。陈则徐陵称首，北周庾信为优，至隋而杨素沈雄华赡，风骨甚遒，已辟唐人陈、杜、沈、宋之轨。此则五言之盛，其源流可称述者也。若夫七言之作，则以六朝之大，惟鲍照一人，最为遒宕。梁武、庾信，亦自靡丽，斯为次之。溯其源流，不若五言远矣。盖五言极盛于汉代，至六朝而未衰；七言则汉始萌芽，尚沿《骚》体。（如汉武《瓠子》、《秋风》，张衡《四愁》，皆汉七言长篇未脱《骚》体足也。）至魏文《燕歌行》、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始称七言巨制。以是观之，则七言未振于汉代，迄六朝而方兴，是以其源流之远，未及五言，盖非无故也。兹表列源流于后：
○唐至五代诗学
自五七言、古近体既兴，于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，或兼长，或各有所长。吾且先论唐代诗学之大势。论唐代诗学，其时代可区为四：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，由开元季年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，由大历初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，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。其间诗学之源流，与乎其变迁得失，可得而述也。唐初龙门王勃、华阴杨炯、范阳卢照邻、义乌骆宾工称四杰，并秀于前：乐城苏味道、赵州李峤、齐州崔融、襄阳杜番百号四友，齐名于后。皆能远挹谢鲍，近宗徐庾，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卢，此其选也。虽然，律诗之名，犹未倡也。内黄沈佺期、汾州宋之间，实始约句准篇，研练精切，忌声病，尚对偶，以无违乎沈约四声之律。于是律诗兴焉，于是排律兴焉。（唐人自六韵至百韵皆曰律诗，观白居易自集其诗以寄元稹，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，曰杂律诗。其后高棅撰《唐诗品汇》，乃取元稹李杜优劣论“铺陈始终，排比声律”之语，遂创排律之名。）于是绝诗亦兴焉。绝之为言截也，即律诗而截之也。（徐伯鲁《文体明帮》曰：“凡后两句封者，是截前四句，如盂浩然《宿建德江诗》“移舟泊烟渚，目暮客愁新。野旷天氏树，江清月近人”是也。前两句对者，是截后四句，如王维《息夫人》诗：“莫以今时宠，能忘旧日恩。看花两眼泪，不共楚王言”是也。全篇皆对者，是截中四句，如王之涣《登鹤雀楼诗》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是也。全篇皆不对者，是截首尾四句，如柳宗元《登柳州峨山诗》：“荒山秋日午，独上意悠悠。如何望乡处，西北是融州”是也。）故唐人绝句，亦称律诗。观李汉编《昌黎集》，绝句皆入律诗，盖可见矣。律诗既兴于其时，而五七言古诗，亦视六朝为绮靡。夫绮靡则伤气格，于是张九龄、陈子昂起而振救之，夺魏晋之风骨，变梁陈之俳优（采王渔洋说），抑沈宋之新声，掩王卢之靡韵（采邓元锡说，）而风斯一变。（以上论初唐。）逮乎开元、天宝之间，气格声律，至详极备，以有李杜二家也。李白自言“齐梁以来，艳薄斯极，沈休文又尚以声律，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？”赋古诗五十九首，其首篇云：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？废兴虽万变，宪章亦已沦。我志在删述，垂辉映千春。希圣如有立，绝笔于获麟。”其志如此。故其天才神逸，超绝人群，以气为舆，以神为马，以高远自然为极。同时杜甫与白齐名，宏力厚畜，兼综条贯。元稹志其墓云：世之“好古者遣近，务华者去实。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，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，律切则骨格不存，闲暇则纤莫备。其惟工差，上薄《风》《雅》，下该沈宋，言夺苏李，气吞曹刘，掩颜谢之孤高，杂徐庚之流丽，尽得古人之体势，而兼昔人之所独专”，此杜之所以独有千古也。其时如王维之精渺，李颀之冲秀，高适之沈雄，岑参之奇逸，四子者称王、李、高、岑。而孟浩然以雅人深致，与王维齐名，亦称王孟。各以其所长，争鸣一时。而乐府七言，至是而始畅；近体律、绝，推是为正宗。所谓气格声律，至详极备，唐代诗学之盛，盛于此矣。（以上论盛唐。）天宝丧乱，施于大历贞元，李杜之风未远，学者犹能感时哀歌。左层中有“十才子”之称，则卢纶、吉中孚、韩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崔峒、耿、夏侯审、李端也。十子之中，惟钱起为贤。士林为之语曰：“前有沈宋，后有钱郎。”同时刘长卿深心苦思，悲婉痛快，并称钱刘。篇什讽咏，不减盛时，而近体繁多，古声渐远。惟韦应物之古淡，柳宗元之峻洁，铮铮气格，称为韦塑，斯为难及。迨淮西荡平，整《碑》柳《雅》，飒飒乎近古，而体局大变。韩愈博大，鼓吹六经，以难文复古，以险韵为诗，力追汉魏，树之宗风。其时与昌黎并立者，孟郊一人而已。昌黎荐孟郊于郑佘庆，历叙汉魏以来诗人，至唐之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，而其下即云“有穷者孟郊，受才实雄惊”，固已推为李杜后一人。而其赠东野诗云：“昔年曾读李白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。吾与东野生并世，如何复蹑二子踪？我愿化为云，东野化为龙。”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许，其心折东野，可谓至矣。东野诗亦云：“诗骨耸东野，诗涛涌退之。”又不复谦让。盖昌黎本好奇崛，而东野亦硬语盘空，以是并称韩孟。一时若卢仝、贾岛，皆闻韩孟而起者，而风又一变。奇崛之失，至于涩僻，如卢仝、贾岛，或至不可卒读。于是元稹、白居易兴焉。居易与稹书曰：“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”感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未有声入而不应，情交而不感者。圣人因经之以六义，纬之以五音。音有韵，义有类。韵协则言顺，言顺则声易入；类举则情见，情见则感易交。以故元白为诗，主于易读而易解。然而昔人评之曰：元失之轻，白失之俗。其后杜牧之訾元白以纤艳不逞之词，流传人间，使子父母女，诵为口实，入人肌骨，不可湔涤。盖元白之浅易，实矫韩孟之涩僻而为之也，而风又一变。其时有李贺，骨力劲险，工于琢句，而不永年。惟张藉、乏建所为乐府，或旧曲新声，或新词古义，悲欢穷泰，快畅深至，庶几古歌谣之遣风，变而近正者，时称张王。（以上论中唐。）夫元白之失，在于浅易，格每下而力劣，声杀削而音微。施及晚唐，而沈雄深浑之诗，至于绝响。于是温庭筠之绮靡，李商隐之纤，同时而兴。尚声律而忽气格，抑又下于初唐四子及沈宋远矣。流及五季，迄用无题，而风又一变。读杜甫“汉朝陵墓”，较李商隐《马嵬》、《锦瑟》；读杜甫《九日蓝田庄》，较杜牧《九日齐山》，则盛唐、晚唐之升降，己可喟矣。（以上论晚唐。）总而论之，有唐一代作者，其力足以转移风气、起衰救敝者，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四人而已。子昂继阮籍《咏怀》之什，作《感遇诗》三十六首，化尽町畦，神游八极，存之隐约，味之玄淡，词旨幽邃，音节高壮，唐初五言，由兹一振。杜甫谓其才继《骚》《雅》，世无比肩。柳宗元称其比兴兼有，唐兴一人。而韩愈亦谓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”。是故以五言而论，子昂其有唐先路之导欤？李白《古风》最为五言之冠，顾其天才卓绝，而忧时感愤，恒发于言。开元中，白既以杨妃之谐去国，意怏怏，作《雪谗诗》；天宝中，北讨奚契丹，勤于兵，作《战城南》；天寞未，君子失位，小人用事，以至胡将称兵，天子幸蜀，作《远别离》、《蜀道难》、《枯鱼过河泣》等篇，闳肆俊伟，参差屈曲，幽人鬼语，使人一唱三叹而有余哀；而忠义激发，又足以系夫三纲五典之重。识者称其深得《国风》讽刺之旨，则七言亦独可诵。要之，太白七言古体，原逊五言，是故李杜齐名。而王渔洋论太白七言诗，等诸王李高岑，称“盛唐五家，”则其七言不逮杜甫矣。惟七言绝诗，如画中神品，育然入微，高出盛唐诸公之上。其五言律清新俊逸，从容于法度，而不为所窘。白尝言：“兴奇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。况使束于声调，俳优哉！俳优哉！”遂谢不复为。独于黄鹤楼见崔灏所赋，阁笔去；于凤凰台鹦鹉洲戏摹为二律。是故七言律非其所长，亦其所下愿为也。杜甫之诗，世称诗史，以史义存焉。读杜诗而不读唐史，不足以知杜者也。天宝失政，明皇惑于杨氏，作《丽人行》；天子慕远略，开边衅，民疲于兵，作《兵车行》；安禄山反，王师败绩，天子入蜀，王子王孙流离道路，作《哀王孙》，作《悲陈陶》、《悲青坂》、《哀江头》，皆七旨古诗之最者也；广德以后，感河北三镇拥兵不朝，列藩不忧国，举军需自供，而回纥、吐蕃共寇京师，作《诸将》；感祸乱未远，民困初息，作《秋兴》、《诸将》、《咏怀古迹》，皆其七言律诗之最者也。论其五言古诗，若《遣兴》十八首，实足继陈子昂《感遇》、李白《古风》之后。其时天下大乱，两京盗贼充斥，民困则官邪，作《新安吏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婚别》、《垂老别》、《无家别》诸篇，皆其五言古诗之可诵者也。至夫盛衰之感，则作《重过何氏》；登临凭吊之悲，则作《兖州城楼》、《岳阳楼》、《牛头山亭子》、《禹庙》、《玉台观》、《滕王亭子》诸篇，皆其五言律诗之可诵者也。又若五言排律，则《江陵望幸》称焉，为其不忘君也；七言排律，则《洗兵马》称焉，为其闵农休兵而有余忧也。故就其五言诸体观之，甫实兼有李白之长。然则谓杜尤长七言则可，谓其不长五言则未可也。渔任谕杜七言，以为前所未有，后所莫及，盖举其尤长者言之。惟五七言绝诗，非杜所长，则不必以是求之耳。李杜而后，降及贞元、元和间，学杜而得其至者，惟韩昌黎一人而已。虽然，昌黎之学杜，非逐其声响而求之也。昌黎七言古诗，王渔洋极称之。然以五言论，则亦何后于李杜。渔洋选古诗不录昌黎五言，未为得也。昌黎五言古诗如《归彭城》，如《烽火》等篇，感怀时事，不减杜甫《潼关》、《石壕》诸作。又如《此日足可惜赠张籍》及《秋怀十一首》、《县斋有怀》、《龌龊》等篇，其自述身世，亦陈子昂《感遇》、李白《古风》、杜甫《遣兴》之遣也。至如《合江亭》，如《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》，如《岳阳楼别宝司直》等篇，则雄奇闳肆，其气格骏骏乎填过李杜。故谓昌黎五言之长，不可没也。若其七言古诗，则《汴州乱》、《桃源图》、《永贞行》、《感春》等篇，亦等诸杜甫《丽人》、《兵车》之作。若《赠张功曹》、《谒衡岳庙》、《杏花》、《寒食日出游》、《送区宏南》归、《石鼓歌》等篇，则哀丽悱恻，而出以奇放，慷慨动人，可独步千古矣。故谓昌黎尤长七言，此其最也。惟近体五七言律绝，非其所长，则逊于杜甫耳。昌黎论诗，见于《荐士》及《调张籍》两篇。其于初唐、盛唐诸家，独推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而已，同时则孟郊而已。（其《芦士》一篇云：“周诗三百篇，雅丽理训诰。曾经圣人手，议论安取到，五言出准时，苏李首更号。东都渐弥漫，派别百川导。建安能者七，卓荦变风操。逶迤抵晋宋，气象日凋耗。中间数鲍谢，比近最清奥。齐粱及陈隋，众作等蝉噪。搜春摘花卉，沿袭伤剁盗。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。勃兴得李杜，万类困凌暴。后来相继生，亦各臻阃奥。”其述诗之源流正变，至论今之犹无以易之也。其《调张籍》一篇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不知苇儿愚，那用故谤伤，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伊我生其后，举颈遥相望。”则其倾倒李杜尤至矣。）顾当时为诗者，于李杜辄至非议，独昌黎尊之，则读《调张籍》诗可知也。其论东野诗曰：“横空盘硬语，妥帖力排异。”又必推其立身之大，曰：“行身践规矩，甘辱耻媚灶。”又必推其读书悟道之功，曰：“冥观洞古今，象外逐幽好。”可知诗虽文章一艺，而能造其极者，必在修身读书之人。于昌黎之论诗，则知其所以能名家者，非第文章之事云尔。昌黎亦能四言诗，如《元和圣德诗》及《琴操》诸篇，内多四言者，然不得谓之为工也。是故昌黎推尊李杜，振起中唐。然在当时，白居易《与元稹书》，论次诗人，至舍昌黎不道，可见其时自张籍、孟郊、卢仝、贾岛诸人外，其从昌黎一派者，仍属寥寥。迨及晚唐，李商隐作《韩碑》一篇，力追昌黎，已为仅见。故王渔洋选昌黎诗，附以此篇，亦使学昌黎者知所法也。商隐诗云：“公之斯文若元气，先时已入人肝脾。汤盘孔鼎有述作，今无其器存其辞。”则其推尊昌黎亦独至矣。又曰“句奇语重喻者少，”则当世之知昌翌者，亦仅矣。观夫唐一代之诗，初唐有陈子昂，盛唐有李杜，中唐有昌黎，皆关乎一代文章风气者，至晚唐而阙然。则风气盛衰，人材升降，可以见矣。是故论唐诗，由初而盛，由盛而中，由中而晚，其间时代声调，固自不同。王世懋曰：“亦有初而逗盛，盛而逗中，中而逗晚者，变之渐也。非逗，故无由变。如四《诗》之有‘变风’、‘变雅”杜子美全集，半是大历以后作；即大历十子，亦岂无盛卢之句？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，中庐人无一语入盛，则亦固哉其言诗矣。”然则区时代为四以论唐诗者，于其源流之正变、风气之推迁，气格声调之异同，就其大势而观之，以慎其所学，斯为无害。若毛举单词，摭拾一二篇章，以分别初、盛、中、晚，诚未见其善学也。温李既兴于晚唐，于是纤绮靡之风，施及五季，若杜荀鹤、徐夤者，温李之流也。（杜荀鹤诗以“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”一联为最著，或称荀鹤盖窃诸周朴者。然其诗琢链伤气，不出当时排律之格。又如徐夤诗“月明南浦梦初断，花落洞庭人未归”。“声中双阙雨，牡丹花畔六街尘”诸联，皆为集中佳句，以视盛唐，实缎不足道矣。）虽然，不足观矣。其时惟罗隐尚有气格。其诗如《徐寇南逼，感事献江南知己》一首，《即事中元甲子》一首，《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》四首，皆忠愤之气溢于言表，犹有少陵之风。视徐夤《大夫松》诗、《马嵬》诗，相去远矣。隐与鱼及司空图遥相倡和，然终不能提倡诗谊，固由风雅道尽，亦时变日亟，士节衰微，不足以振起之也。
○宋代诗学
宋初去晚唐未远，故温李之风，由五季以流入，则“西昆体”兴焉。西昆体者，晏殊、钱维演、杨亿、刘筠诸人所创也。亿尝集同时作者凡十七人，刻《西昆酬唱集》，皆温李一派者。诗取近体，辞务研华，惟工组织，于是有“优伶搏舍”之讥。石介作《怪说》以刺之曰：“杨亿穷研极态，缀风月，弄花草，淫巧侈丽，浮华篡组。刷镀圣人之经，破碎圣人之言，离析圣人之意，蠹伤圣人之道。”盖当时杨、刘先后在禁中，倡近体，为天下宗尚者四十年，故介疾之深也。顾兹体浮艳，易流轻佻。其后真宗以《宣曲》一诗有“取酒临邛”之句，遂下诏禁文体浮艳，而其风始渐息。要而论之，杨刘诸人，时际升平，故其为诗，雍容典瞻，无唐末五季衰飒之气，此其胜也；然而专工对偶，疏于气格，词华虽丽，六义则缺，此其短也。清初吴之振作《宋诗钞》，遂置亿不录，良有所见。而纪晓岚乃称西昆体取材博瞻，链词精整，非学有根柢，不能熔铸变化，自名一家，未免阿所好矣。西昆之焰既戢，而苏子美、梅圣俞继起，称“苏梅体”，才力体制，尽翻西昆窠臼。梅诗旨趣古淡，有晋宋遗风，当时王曙叹以为杜子美没后，二百余年不见此作。而欧阳修序其诗，称“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”。又序子美集曰：“当时学者，务以言语声偶レ裂，号为时文，以相夸尚。子美独作为古歌诗杂文，时人颇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顾也。”可见宋初之诗，至苏梅而一变。故刘后村《诗话》云：“苏梅二子，稍变以平淡豪俊，而和之者尚寡，是故其时去西昆之风未远。前乎苏梅者有王禹，欲变之而未能，盖王无师友讲习也。（见叶水心语。）”至苏梅稍变之，而和者尚寡。至欧阳修出，而尽变之。自欧公以后，宋诗之源流，可得而述，则存乎师友讲习故也。欧公初年与梅圣俞齐名，称欧梅。《四库书目提要》论之曰：宋初“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，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”。而后人论宋诗辄称欧苏。刘后村《诗话》云：“六一、坡公巍然为大家，学者宗焉。盖在初变之时，则梅为之倡，而欧为之继；梅既先死，而苏为后起，故或称欧梅，或称欧苏，时不同也。”论欧公之诗，抑亦有毁誉不齐者。李调元谓欧诗全是有韵古文；王渔洋则谓宋承唐季衰陋之后，至欧公始拔流俗。然李不喜宋诗，其言未足为允。渔洋称欧公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，就其所长而言，是则七言古体其最也。《庐山高》一篇，盖欧公所自负，然非其至者。其与梅圣俞往还诸诗，独佳。（如《圣俞会饮时圣俞赴湖州》，如《镇阳残杏寄圣俞》，如《因马察院至寄圣俞》，如《见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》，如《尝新茶呈圣俞》，如《寄圣俞》等篇，皆七言长句。）欧公壮年，肆力于诗；中岁以后，则肆力于文，故与梅往还之作独多，亦独佳也。陈后山谓欧公不好杜甫诗，今观欧公《诗话》称杜甫者极少，有则比之王维，或称李杜豪放而已，惟于昌黎则极称之。（《诗话》云：“退之笔力，无施不可，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，故其诗曰：‘多情怀酒伴，余事作诗人’也。然其资谈笑，助谐谑，叙人情，状物态，一寓于诗，而曲尽其妙。此在雄文大子，固不足论，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。盖其得韵宽，则波澜横溢，泛入傍韵，乍还乍离，出入开合，殆不可拘以常格，如‘此日足可惜’之类是也。得韵窄，则不复傍出，而因难见巧，愈险愈奇，如《病中赠张十八》之类是也。予尝与圣俞论此，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，通衢广陌，纵横驰逐，惟意所之；至于水曲蚁封，疾徐中节，而不少蹉跌，乃天下之至工也。”）盖欧公为人，尝以昌黎之后一人自命，其文学昌黎，于诗亦然。其视诗亦等之昌黎，所谓余事而已。欧公痛晚唐诗人竞为绮靡，风云草木，填溢篇章，乃于小雪会饮日，创为禁体诗，不得用玉、月、梅、梨、絮、练、白、舞、鹅、鹤等字。其有句云：“脱遗前言笑尘杂，搜索高寒窥冥漠。”则其痛绮靡之作，可知矣。其后东坡在颍，亦举此体，所谓“当时号令君听取，白战不许持寸铁，”即指此也。此欧公诗学也。欧公后，苏黄之前，独推王安石。王渔洋亟称其七言长句。要之，荆公古、近体皆能之。荆公尝论“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，学者迷其端原，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，粉墨青朱，颠错丛庞，无文章黼黻之序，其属情藉事，不可考据也”。（见《张刑部诗序》。）以故荆公之诗，一致力于杜甫，尝谓“世之学者，至乎甫而后为诗；不能至，要之不知诗焉尔”。（见《老杜诗后集序》。）夫在宋之初，缀拾韩文者，欧公也，（见《记旧本韩文后》。）缀拾杜诗者，荆公也。荆公作鄞令，得杜甫遗落诗二百余篇，而杜诗始窥其完。自谓于杜，“其词所从出，一莫知穷极，而病未能学”。（亦见《老杜诗后集序》。）是其尊杜至矣。王渔洋曰：欧公之后，学杜韩者以荆公为巨擘。然又曰：荆公狠戾之性，见于其诗文，可望而知。如《明妃曲》等，不一其作。（《明妃曲》云：“家人万里传消息，好在毡城莫相忆。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，人生失意无南北。”又曰：“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。”不与明妃念汉，此渔洋之所以讥也。）盖渔洋选七言，首录荆公以继欧阳后，然犹讥其狠戾，是则荆公之诗虽佳，而性情有未理矣。又在宋，蔡绦论之曰：“荆公诗乏风骨，一味清新耳。”黄山谷亦谓荆公诗暮年方妙，惟格高而体下。由是观之，亦见其本质有未美处，不独海洋讥之。同时与荆公审名者则苏轼也。近世论东坡之诗者，渔洋举其七言长句，以为子美、退之后一人。要之，东坡诸体旨工，而七古为最。在宋，张芸叟论之云：“东坡诗如武库初开，矛戟森然，一一求之，不无利钝。”是则论东坡之诗者，当观其大而已。若一一求之，微独东坡，即子美、退之，亦岂能无可訾者欤！陈后山云：东坡“始学刘禹锡，故多怨刺，学不可不慎也。晚学太白，至其得意则似之矣。然失于粗，以其得之易也。”后山亲见东坡，其所言当必不谬。今观东坡初年诗，则怨刺之作居多，晚年稍变之以豪放，亦适如后山之言。然则读东坡诗者，分别以观之可矣。（东坡尝自举生平得意之句，行“令严钟鼓三更月，野宿貔貅万灶烟”一联为其最，然实不止此也。其魄力之大，如《有美堂暴雨》诗起云：“游人脚底一声雷，满座顽云拨不开。天外黑风吹海立，浙东飞雨过江来。”其气势之雄遭，绝似李白。又如《石鼓》一篇，波澜壮阔，亦似昌黎《石鼓歌》。《书韩干牧马图》似杜甫《马行》及《骠骑歌》。《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》则离别之情，迁谪之感，有同刘梦得矣。观东坡诗于古人无所不学，王伯厚称其诗如屈注天横，倒连沧海，变眩百怪，终归雄浑。斯言亦允，然自其大体观之，则后山之言为得耳。）其时集句之风最盛，荆公晚年，尤笃好之。惟东坡则不然，尝答孔毅父集句见赠诗曰：“羡君戏集他人诗，指呼市人如小儿。天边鸿鹄不易得，便令作对随家鸡。退之惊笑子美泣，问君久假何时归？”则其不贵集句，贤于荆公矣。苏辙之诗，次于东坡，语其七言长句，亦多可诵。综其全集，与东坡唱和者尤多。其诗才气不及东坡，而气体之苍莽则过之。观《次韵子瞻题孙莘老墨妙亭》诗、《次韵子瞻游径山》诗、《次韵子瞻游孤山访惠勤惠思》诗、《和子瞻焦山》诗、《和子瞻雪浪斋》诗、《书郭熙横卷》诗、《杨惠之塑维摩像》诗诸篇，皆《东坡》所有，而子由和焉。二子相较，一以才气胜，一以气体苍莽胜，厘然可见矣。至其兄弟友于之爱，往往流露于诗，老而弥焉。东坡《别子由诗》云：“亦知人生要有别，但恐日月去飘忽。寒灯相对记畴昔，夜雨何时听萧瑟？知君此意不可忘，慎勿苦爱高官职。”而子由《和子瞻焦山诗》云：“我知此地便堪隐，稻苗旆旆鱼斑斑。”则不以利达易其天伦之乐，以是益可贵也。苏王而外，则江西诗派兴焉。江西诗派者，吕居仁当时所录，称“江西宗派图”，自黄庭坚而下，列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无逸、洪刍、饶节、僧祖可、徐府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江革、李钅享、韩驹、李彭、晁冲之、江端本、杨符、谢、夏倪、潘大观、林敏功、何、王直方、僧善权、高荷等，凡二十五人。以为其源流皆出山谷也。夫山谷之诗，在宋代诚可为一大宗，然图中所列廿五人，惟后山可祧山谷，其他有诗传于后世者不过数人。至若何、潘大观有姓名而无诗，王直方诗绝少，又无可采。且图中陈师道彭城人，韩驹陵阳人，潘大临黄州人，夏、倪、二林邺人，晁冲之、江端本、王直方开封人，祖可京口人，高荷京西人，非皆江西也。其所谓江西云者，以山谷江西人，从山谷一派者故谓之江西诗派耳。由是言之，江西诗派可论者，又只有山谷、后山两家而己。山谷出东坡之门，然而东坡独心折山谷之诗，数效其体。盖山谷虽脱胎于杜，顾其天姿之高，笔力之雄，自辟庭户，实足配食子美。（王渔洋语。）五、七言古、律皆工，七绝则千篇一体，稍乏风韵耳。自王荆公提倡杜诗，其时风气尚未大开，至山谷而杜之风始盛。山谷诗学源流，盖得自其父黄庶及其外舅谢师厚。其父及其外舅皆学杜者也。（见《后山诗话》。）虽然，山谷之诗，非徒自诗中求之，观其论诗足以知之矣。山谷尝谓学者“多不肯治经术及精读史书，乃纵酒以助诗，故诗人致远则泥。必皆离此诸病，谩及之可也。”（见山谷集中《与方蒙书》。）然则山谷教人为诗，在乎精研经史。是故山谷于诗虽学杜，而能自成面目，由其读书之功也。后山曰：“山谷诗得法杜甫，学甫而不为者。”谓山谷之学之行过乎杜甫也。洪炎序其诗，称其“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，放而至于远声色，薄轩冕；极其致，忧国爱民，忠义之气，隐然见于笔墨之外。凡句法置字，律令新新不穷，包曹刘之波澜，兼陶谢之宇量，可使子美分座，太白却行。非若察察然如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关》、《花门》、《秦中吟》、《乐游原》之什，几于骂者可此。”观洪炎之语，亦后山所谓学甫而不为者也。况其孝友之行，追配古人，风节之高，老而弥劭。是故其诗可法，其人尤可法也。山谷断句最为人所称者，若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。”论者谓其有克己复礼归仁之学。又其《江梅青松》诗云：“但使木根在，弃捐果何伤。”论者谓其师友相规，与植党者异。皆可称者也。马端临曰：“山谷自黔州以后，句法尤高，笔致放纵，实天下之奇作，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。”（见《文献通考》。）山谷亦自谓在黔中时，字多随意曲折，意到字不到，及在道舟中，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，乃觉少进，意之所到，辄能用笔。是则山谷晚年，谪宦而后，其诗益进。今其集中年谱，所编之诗录，正可按年求之。此则读山谷诗者所略注意也。后山之诗，乃学山谷者。其初学文于曾子固，及见山谷诗，爱不舍手，卒从其学。（见《后山集》《魏衍题记》。）或谓后山诗且贤于山谷。王原序其集曰：“后山之于杜，神明于之中，折旋于虚无之际，较苏之驰骋跌宕，气似稍逊，而格律精严过之。若黄之所有，无一不有；黄之所无，陈则精诣。其于少陵，以云具体，虽未敢知，然超黄匹苏，断断如也。”此论后山之诗贤于山谷者也。平心而论，后山之洒落，不如山谷。综其全集观之，大抵叹老嗟卑之词为多，而山谷则否，此其所以不如也。当是时，江西诗派为众所趋，学山谷者往往规无形似。惟后山虽师山谷，而实远祖少陵。山谷叹以为深得于老杜，（见任渊序。）信知言矣。魏衍又称其诗语精妙，未尝无谓而作。其志意行事，班班见于其中。是则读《后山集》者，尤当兼观其行及其际遇，以见其立言之旨，始为善学后山者耳。后山论诗曰：“学诗当以子美为师，有规矩，故可学。学之不成，不失为工。无韩之才与陶之妙，而学其诗，终为白乐天尔。”此可见其师法古人之善也。又曰：“宁拙毋巧，宁朴毋华，宁粗毋弱，宁僻毋俗，诗文皆然。”此又可见其自为面目之处也。由其所论以观其诗，则后山之渊流及其真相可以著矣。任渊论读后山诗，大似参曹洞禅，不犯正位，切忌死语，非冥搜旁引，莫窥其用意深处。是则读其诗者，最忌以死语观之，此尤其要者。后山诸体皆工，而五言古及五七言律为尤工。虽然，后山之诗多怨也，吾所谓其叹老嗟卑之词为多。然则读后山诗者以此短之可乎？曰：不可。后山尝自论之矣。后山作《颜长道诗序》曰：“孔子曰：莫我知也夫。又曰：《诗》可以怨。君子亦有怨乎？夫臣之事君，犹子之事父，弟之事兄，妾妇之事夫也。为人之子而父不爱焉，为人之弟而兄不爱焉，为人之妾妇而夫不爱焉，则人之深情，皆以为怨。情发于天，怨出于人。舜之号泣，周公之《鸱鹄》，孔子之《猗兰》，人皆知之。惟路人则不怨，昏主则不足怨。故人臣之罪，莫大于不怨。不怨则忘其君，多怨则失其身。仁不至于不怨，义不至于多怨，岂为才焉，又天下之有德者也。”此后山虽论颜诗，然实则自论其诗之言也。虽然，平心而论，后山之诗不能谓之不多怨，喜其多怨而不失身耳。观后山却章之见，以至终身不用；却赵挺之之裘，以至受寒而死，是岂少陵所能为者！故有后山持身之义，则诗虽多怨而无害。否则，叹老嗟卑，其言愈冷，其中愈热，鲜不至于失身不止，是未善学后山而得其害矣。害不仅在文字，而在性情矣。性情之失，而身名随之，比比又皆是。吾实有所见而言之，欲以救今日学后山之失者，此非小故也。江西宗派以黄陈为钜子，其外尚有晁冲之一人；于宗派之外，又有晁补之一人，皆与黄陈同时而以诗鸣者也。王渔洋论冲之《具茨集》，虽寥寥无多，一鳞片甲，殆高出补之之上。又论补之诗七言佳处，颇得东坡之逸。（见《古诗选》。）然则二晁之诗，补之不及冲之矣。渔洋于七言古诗取彼两家，而独遗后山，盖后山所长不在七言古诗。而二晁于此则未尝无可观者，是则论二晁又当独举其七言古体矣。江西诗派终于北宋，延及南渡，则杨万里与陆游实传一脉，又可得而述也。南渡诗流传之富，卓然成家，以杨陆二子为最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称杨诚斋诗虽沿江西派之末流，不免有颓唐粗俚之处，而才思健拔，包孕富有，自为南宋一作手。然则诚斋之诗，渊源得失可知矣。平心而论，以诚斋比之黄陈，自是不及，惟在南宋则必推其为名家。周必大尝跋其诗曰：“诚斋大篇短章，七步而成，一字不改，皆扫千军、倒三峡、穿天心、出月胁之语。至于状物姿态，写人情意，则补叙纤悉，曲尽其妙。”由是论之，诚斋之诗，盖无愧于名家者也。夫以诗论，则杨较逊于陆，若论晚节，则陆不逮杨。放翁晚年，为韩胄作《南园记》，得除从官。诚斋尝寄诗规之，有“不应李杜翻鲸海，更羡夔龙集凤池”句，则诚斋倜乎远矣。况其立朝多大节，若乞留张┉，力争吕颐浩等配享，及灾变应诏诸奏，大非浮薄诗人所能为。方回失节于元，乃有意诋诚斋之诗，未可据为定论也。若夫放翁诗派源于江西，则尤足详述。放翁学诗于曾几，曾几之学出于韩驹，而韩驹列名于江西诗派，一传为曾几，再传为放翁。（见《诗人王屑》。）赵庾夫《题曾几茶山集》云：“清于月白初三夜，淡似汤烹第一泉。咄咄逼人门弟子，剑南已见一灯传。”其诗学渊源，灼然可考也。放翁序曾氏奏稿云：“先生居会稽，某归，无三日不进见，见必闻忧国之言。”是故放翁之诗，忠爱感发，得所师矣。放翁作《吕居仁集序》，又自称源出居仁。然居仁写《江西诗派图》，则亦江西一派者也。明乎此，可以论放翁之诗。放翁有《文章》诗曰：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粹然无瑕疵，岂复须人为。君看古彝器，巧拙两无施。汉最近先秦，固已殊淳漓。”观其所论，则其取径之高，又可见矣。刘后村论放翁诗曰：“放翁学力似杜甫”，又曰南渡而下，放翁为一大宗。朱子亦称放翁诗：近代惟见此人有诗人风致。然则在宋时已群推之耳。惟《后村诗话》载放翁诗，仅摘其对偶之工者，已为皮相。后人选陆诗，又略其感激豪宕、沈郁深婉之作，而取其流连光景，可以剽窃移掇者，转相贩鬻，放翁诗派遂为论者口实。王渔洋论其诗坐沈郁顿挫少，毋亦误欤？惟《唐宋诗醇》论之曰：“观游之生平，有与杜甫类者：少历兵间，晚栖晨亩，中间浮沈中外，在蜀之日颇多。其感激悲愤、忠君爱国之诚，一寓于诗。酒酣耳热，跌荡淋漓。至于渔舟樵径，茶宛炉熏，或雨或晴，一草一木，莫不著咏歌以寄此意，此与杜甫之诗何以异哉！诗至万首，瑕瑜互见。譬之深山大泽，包含者多，不暇剪除荡涤。若捐疵类，存英华，略纤巧可喜之词，而发其闳深微妙之指，实可与李杜韩白诸家异曲同工，追配东坡而无愧者也。”然则读放翁诗者，当善择而取之，毋为选家所误，足矣渔洋选放翁七言古，然其诸体皆工，七律尤长，惟排律及五言差逊。《四库提要》论其诗能自辟一宗，不袭黄陈旧格，是在学者细意辨之而己。杨陆而外，当时有徐照、徐玑、翁卷、赵师秀四子，称“永嘉四灵。”为诗力追晚唐，以矫江西派之失。四子之诗，所传只人各一卷，不足以窥其全。然虽刻意雕琢，而取径太狭，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。叶水心论诗，谓进乎古人而不已，何必四灵。（《跋刘潜夫诗卷》。）可见当时学四灵者已成一派矣。世所称四灵佳句，若徐照《冬日书事》诗：“梅迟思闰月，枫远误春花。”方回以为“思”字、“误”字，当是推敲不一乃得之。又若翁卷《晓对》诗：“梅花分地落，井气隔帘生。”《游寺》诗：“分石同僧坐，看松见鹤来。”《吾庐》诗：“移花连旧土，买石带新苔。”赵师秀《冷泉夜坐》诗：“楼钟晴更响，池水夜知深。”《病起》诗：“朝客偶知承送药，野僧相保为持经”等句，专以链句为工，而句法又以链字为要，其所主盖晚唐姚武功一派。（唐姚合为武功主薄，诗家谓之姚武功。其诗派亦称“武功体”，刻意苦吟，冥搜物象，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。其未流遂写景于琐屑，寄情于偏僻。）此与江西派为异者也。当时属此派者若薛师石，（《瓜庐诗》）若葛元承，（《东山诗》）其流不广。若夫出入于江西派而不为其所囿者，则范成大、姜夔。石湖晚年始学苏黄，白石则初年学山谷，而晚年则否。二家之诗，又可得而言。石湖早岁吟咏，实溯中唐而下，观其集中，《夜宴曲》下自注曰“效李贺”，《乐神曲》下自注曰“效王建”，已明明言之。其他如《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》，则杂长庆之体；《嘲里人新婚诗》、《春晚》三首，则全为晚唐五代之音，其门径实可覆按者。中年以后，骨力乃以渐而遒，盖追溯苏黄遗法，而约以婉峭。较其才调之健，不及诚斋，而无诚斋之粗豪；气象之阔，不及放翁，而无放翁之窠臼，允堪伯仲于杨陆之间耳。白石自“三薰三沐师黄山谷，居数年，一语噤不敢吐，始大悟学即病，顾不若无所学为得，于是山谷诗亦束高阁。”（见其《自叙》。）盖是时喜宗江西者皆落黄陈窠臼，惟白石翻然而悟。故又自谓：“求与古人合，不若求与古人异”；“向也求与古人合，今也求与古人异；及其无见乎诗也，则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，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。”（亦见《自叙》。）由其言观之，故曰白石初年学山谷，而晚年则否，可以知矣。凡一诗一文，必有一时之风尚，趋风尚者，虽贤达亦所不免。然众趋而趋，则逐逐人后，不能自立，惟有学识者于众中自辟门户。白石谓学即病，不若无学为得，非谓不学，谓不可随人所学而学之耳。不然，使白石而不学也，奚能成其为白石也哉！白石五七言古亦工，惟不若七言律绝为妙。朱竹论其诗，以一“清”字许之，曰惟清乃能丽密，真知白石者也。王渔洋称其诗能参活句，正以不深染江西派为佳。而《四库提要》谓其运思精密，风格高秀，诚有拔出于宋人之外，足以傲视诸家。然则南渡诗家能从江西派入，而不从江西派出者，又独推白石矣。当时萧海藻、尤袤皆以诗名，与杨、陆、范齐名一时。惟萧尤二家诗湮没不存，间有传者，亦等丛残，无从论列，盖不得不付阙如耳。南宋云亡，其时有爱国遗民，歌哭湖山，以诗传于后世，感动来者，则汪元量、谢翱为之尾声矣。汪水云《南山类稿》记亡之戚，去国之苦，间关愁叹之状，备见于诗。微而显，隐而彰，哀而不怨。开元天宝之事，记于草堂，后人以“诗史”目之；水云之诗，亦宋亡之诗史也。（采李鹤田《湖山类稿》《跋》）《四库提要》论其《醉歌》一篇，记宋亡事，直斥谢太后名，以为非体。然谢后首先奉表降元，隳节已甚，水云斥之，似非无意。谢皋羽《发集》桀骛有奇气，宋亡后所为诗，尤凄恻动人。古近体皆工，而五言律及七言绝为尤工。集中惟七言律体全阙，有佚亡矣。古歌行则最称《冬青树引》一首。大抵其乐府诸体似李贺、张籍，近体则出入孟郊、贾岛。此两宋之诗，溯其派别，皆可论列者也。至于击壤、晦庵，诗能悟道；信国、叠山，忠义奋发，并以诗名。而《江湖》著集，汇数千百家，学者当博观而自求之，盖悉数之不能终巳。
○金元诗学
辽之诗学，无足称述；至金亦惟元好问一人而已。自宋室南迁，土宇分裂，文章学术，亦判为两途。李祖陶曰：程氏之学行于南，苏氏之学行于北。行于南者，朱子集其大成；行于北者，遗山得其统绪。而遗山尤以诗鸣，郝伯常称其直配苏黄。然则遗山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者也。郝氏又称遗山“把酒看花，歌谣跌宕，挟幽并之风，高视一世，以五言为雅正。”而王渔洋则称遗山七言妙处，或追东坡而轶放翁。要之，遗山五七言古近体皆工，即乐府亦工。其集中有古乐府，不用古题，特出新意，以写怨思者百余篇；用今题为乐府，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，皆宋以后所未有也。尝为《杜诗学》及《东坡诗雅》诸书，是可以知其渊源矣。郝伯常为之墓铭，称其“肆意经傅，贯穿百家，六年而业成。下太行，渡大河，为《箕山》、《琴台》等诗。赵秉文见之，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。”盖风雅道衰，至金而几绝。遗山以诗独步三十年，巍然为坡谷复出。故曰金源一代诗学，惟遗山一人而已。遗山作《中州集》百余卷，以存金源一代之诗，尤足资文献焉。元代以诗鸣者首推刘因，静修论诗曰：“魏、晋而降，诗学日盛。曹、刘、陶、谢，其至焉者也。隋、唐而降，诗学日变，变而得正，李、杜、韩，其至者也。周塞而降，诗学日弱，弱而后强，欧、苏、黄，其至者也。故作诗者，不能《三百篇》，则曹刘陶谢，不能曹刘陶谢，则李杜韩；不能李杜韩，则欧苏黄。乃效晚唐之萎{艹尔}，学温李之清新，拟卢仝之怪诞，非所以为诗也。”（见《叙学》。）观其所论，然则静修亦江西派之支流苗裔者也。张纶《林泉随笔》曰：“静修之诗，古选不减陶柳，其歌行、律诗，直溯盛唐，无一字作今人语。”而《四库提要》论其诗“风格高迈，比兴深微，闯然升作者之堂，讲学诸儒，未有能及之者。”均笃论也。静修虽生于元，然以身为中朝民族，故不肯仕元。尝作《渡江赋》以哀宋，又为《白雁行》、《燕歌行》，皆寓宋亡之感，其流露于吟咏间者，尤不可尽述也。王渔洋选其七言古诗，称静修长于刻画山水，不足以知静修矣。静修而外，元代诗家当推虞集。道园论诗，尝谓：“《离骚》出于幽愤之极，而《远游》一篇，欲超乎日月之上，与泰初以为邻。陶渊明明乎物理，感乎世变，《读山海经》诸作，略不道人世间事。李太白浩荡之辞。盖伤乎大雅不作，而自放于无可奈何之表者。近世诗人，深于怨者多工，长于情者多美，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，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，是皆非得情性之正。惟嗜欲淡泊，思虑安静，最为近之。然学有以致其道，思有以达其才，庶几古诗人作者之能事乎。”（见《胡师远诗集序》。）其论诚知诗人之得失，而明乎诗之大用者矣。道园以蜀人而学东坡，其所作亦雅与东坡近。《四库提要》曰：“南宋之末，道学一派，侈谈心性；江湖一派，矫语山林。以至有元词坛宿老，必以集为大宗。”盖道园者，有学而有思，得谢皋羽学诗之秘法，故于诗可观也。王渔洋选其七言古诗，称其如汉廷老吏。然七言古体而外，道园所为乐府亦有足称者。当是时，与道园齐名者，则杨载、范亨、揭斯，称虞杨范揭。四子自当以道园为首，其次则杨仲宏，范、揭两家不及也。史称仲宏诗有法度，一洗宋季之陋，风规雅赡，雍雍有元佑之遗音。集中尤以《景阳宫玩月》诗得名，长篇则《古墙行》、《梅梁歌》亦称佳构。其断句如“风雨五更鸡乱叫，江湖千里雁相呼”，“窗间夜雨销银烛，城上春云压彩旗”，皆当世所传诵者。然终嫌浅露，方之元佑诸贤，则史之所称为溢美矣。若夫范、揭，则又下之，为不足论矣。道园而外，惟吴莱可相伯仲耳。王渔洋论诗绝句曰：“铁崖乐府气淋漓，渊颖歌行格尽奇。耳食纷纷说开宝，几人眼见宋元诗。”实举渊颖以配杨维桢。然其《七言古诗选》则又曰：“元诗靡弱，自虞伯生而外，惟吴立夫长句瑰玮有奇气，虽疏宕或逊前人，视杨廉夫之学飞卿、长吉，区以别矣。”则举渊颖以配道园，是故古诗乃录吴而不录杨。然则渔洋前后论诗不同矣。非不同也，《古诗选》者专录古诗，铁崖别以乐府胜，故不录；渊颖以七言古体胜，故录之，无他意也。渊颖长篇《观峄山刻石》一首，全亻放东坡《石鼓》诗，不善摹拟，渔洋乃首录之。其余题画诸诗，亦多词胜于意，方之道园诚有愧色。铁崖独以乐府著，盖在元之季年，为乐府者多效温庭筠体，柔媚旖旎，全类小词。惟铁崖极力矫之，根低于青莲、昌谷，纵横排，自辟町畦。其高者或突过古人，其下者亦多入魔趣。至其所为琴操、宫词、冶春、游仙、香奁等作，门人章琬编为《复古诗集》，其间清词丽句，亦有可诵者。然在当时，王彝尝诋铁崖为文妖，谓其“翦红刻翠，以为涂饰；{敖牙}牙棘口，以为古奥。”观《复古诗集》所载多艳冶之词，所谓“翦红刻翠”者也。其乐府出入于卢仝、李贺之间，奇奇怪怪，溢为牛鬼蛇神，所谓“{敖牙}牙棘口”者也。赵瓯北《诗话》曰：铁崖险怪仿昌谷，妖丽效温李，以之自成一家则可，究非康庄大道，未可为后生取法。此则于其所长而得其所短，读铁崖集者所当知之矣。夫诗至元代，欲复唐音，而才力薄弱，自道园而外，实无足与宋贤相较者。吴渊颖、杨铁崖力追唐代，曾未能至于遗山，盖诗至元而衰矣。汪师韩《诗学纂闻》论宋元以后诗，以为有四美焉，曰博，曰新，曰切，曰巧。既美矣，失亦随之。学虽博，气不清也，不清则无音节；文虽新，词不雅也，不雅则无气象。且也切而无味，则象外之境穷；巧而无情，则言中之意尽。是虽泛谕宋元后诗人，要之其言实有所见者。文章与风俗盖隐隐相系，元代风俗远逊宋时，故气不清则词不雅，此必至之势也。东坡曰：言有尽而意无穷者，天下之至言。元以后，知此者盖已稀矣。
○明代诗学
有明一代之诗，步趋唐辙，视元则伯仲，而比宋则逊矣。其大势可得而述也：明初诗人高启、杨基、张羽、徐贲称四杰，以配初唐王、杨、卢、骆。四子之中，高季迪为独可称道。季迪诗五古、五律则脱胎于汉魏、六朝及初盛唐，七古、七律则参以中唐，七绝并并晚唐。盖明诗步趋唐辙，季迪实为之倡；而摹拟之风，亦季迪实为之始。《四库提要》论之曰：“高启于诗拟汉魏似汉魏，拟六朝似六朝，拟唐似唐，拟宋似宋，惟未能熔铸变化，自为一家。故备有古人之格，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。特其摹拟之中，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。”以是尚可贵耳。杨基诗沿元季纤之习，有类于艳词者。张羽以五七言古诗称，近体则失之平熟。徐贲才气不及高杨张三子，而法度谨严，字句熨贴，长篇短什，并首尾温丽，于三家别为一格。此明初四杰之得失也。四杰而外，刘基、袁凯亦以诗称。刘则独标骨干，规摹杜韩；袁以《白燕诗》得名，时称“袁白燕”。李梦阳序则谓《白燕诗》最下最传，其高者顾不传。梦阳之言是也。凯古体欲学《文选》，近体欲学杜甫，惟未能至。综六家而论，高氏而外，刘氏尚堪比拟，余子抑又下之焉。此明初诗学也。永乐而还，尚“台阁体”。其时李东阳以宰臣主持风气，比之宋初之杨、刘，为不足观矣。于是李梦阳、何景明倡言复古，诗尚中唐，起而振之，时称“七子”。李何而外，则徐祯卿、边贡、王廷相、王九思、康海也。七子之中，又以李何为可称道。梦阳为诗，古体必汉魏，近体必盛唐，句摹字拟，食古不化，得少陵之似而失其真。其为摹拟，又下于高启。景明与梦阳同倡复古，然其与梦阳论诗诸书，各持异议，两不相下。大抵二人摹拟蹊迳，所短略同，而梦阳则主于雄迈，景明则主于谐雅。同时薛蕙有句云：“俊逸终怜何大复，粗豪不解李空同。”此李何之诗之所以各异也。景明论诗，谓古诗之法亡于谢灵运，而于七言古体深崇四杰转韵之格。（见所作《明月篇》中。）钱牧斋辑《列朝诗》力诋之。而王渔洋《论诗绝句》云：“接迹风入《明月篇》，何郎妙悟本从天。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莫逐刀圭误后贤。”颇不以景明为然。所以防浮艳涂饰之弊，皆所以救景明之失也。要之，二子以风节见重于时，故天下翕然宗之，初不以其诗文为得海内学者之归往。斯则论二子诗者所当知已。祯卿少喜刘禹锡、白居易之诗，后从李何游，则趋汉魏。其论诗云：“古诗《三百》可以博其源，遗篇《十九》可以约其趣。乐府雄高可以励其节，《离骚》深水可以裨其思。然后法经而植旨，绳古以崇辞，或未尽臻其奥，吾亦罕见其失也。”又云：“绳汉之武，其流也犹之于魏：宗晋之体，其弊也不可以悉。”其论殊当。惟其诗则又不能践乎其言，观其《鹦鹉编》、《焦桐集》、《花间集》、《野兴集》、《自惭集》等篇，多属艳冶，类于短词，有六朝、晚唐之风，故曰其诗不践乎其言也。边贡之诗，陈卧子称其才情甚富，能于沈稳处见流丽，声价在昌谷（徐祯卿）之下、君采（薛蕙）之上。而胡应麟谓边诗兴象飘逸，语尤清圆，当在李何之上。平心而论，卧子之言为当矣。廷相、九思诗又下于边贡。康海之诗不及其文，王世懋称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。又慕少陵，直摅胸臆，不丽于雅。综而论之，则七子之诗自李何外，惟数桢卿，余不足论也。其时李何之风最盛，惟薛蕙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。高叔嗣摆脱窠臼，自抒性情，乃迥与梦阳异调。杨慎含吐六朝，独立门户，于李何之外，自成一队。此亦有足称者。嘉靖而后，王慎中、唐顺之并起，力抑李何，然所争者古文，其于论诗亦同尊初唐、盛唐，无大异同也。至王世贞、李攀龙起，乃复张李何余烈，与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、梁有誉、谢榛，又并称“后七子”。世贞论诗必推盛唐，以为自中唐而下不足学。曰：“盛唐之于诗也，其气完，其声铿以平，其色丽以雅，其力沈而雄，其意融而无迹。而今之哓哓窃元和、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，气则漓矣，意纤然露矣，歌之无声也，目之无色也，按之无力也。”（见《徐汝思诗集序》。）其推尊盛唐如此，以其诗论，则乐府、古体卓然成家，为可称矣。攀龙诗摹古太甚，锻链未纯，所拟乐府，或更易古人数字以为已作。惟七言近体则高华矜贵，是其所长。至其论诗，谓天宝而下，俱无足观。当时与世贞互相倡和，而徐中行辈乃联翩而起，持论一致。其失也沿袭雷同，是则后之七子不如前之七子矣。摹拟之风，至斯既极，于是一变而为公安三袁。（袁宗逗、宏逗、中道，而宏道最著。）宗道论诗，于唐好白乐天，于宋好苏轼，名其斋曰“白苏”。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，学者从之，目为“公安体”。然戏谑嘲笑，间杂俚语，空疏者便之。宏道之论诗文也，于王李则极力攻击，尝曰：“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。文则必欲准于秦汉，诗则必欲准于盛唐，剿袭模拟，影响步趋。曾不知文准秦汉矣，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？诗准盛唐矣，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？”（见《小修诗序》。）是故其失也浅俚。自是以后，王李之风渐息，而锺惺、谭元春之说大炽。盖锺谭又矫三袁之弊，变而为幽深孤峭。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《唐诗归》，又评选隋以前诗为《古诗归》，称为竟陵体。然两人学不甚富，识解多僻，通人讥之。是故其失也僻涩。迨其后则嘉定四先生出焉。四先生者，唐时升、程嘉燧、娄坚、李流芳也。四子之时，自谓矫之以真。娄坚尝谓：“近世之论，非拘拘求面目之相肖，即苟为新异。抉摘字句为悟解，如是焉已。凡为诗若文，贵在能识真耳；苟真也，则无古无今，有正有奇，道一而已矣。”是则于李何、王李、公安、竟陵，皆所深讥者，然而其失也纤佻。明之诗至是而益衰矣。
2004.04.02